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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就还在他的掌控之中，相比于让这个弟弟出宫乃至于就藩, 刘辩更愿意他就这么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。

    而且, 刘协在宫中，刘辩也更好和他“兄弟情深”不是吗？

    兄弟情深，在兄长是天子, 弟弟却是未曾就藩的藩王的情况下, 能用来借鉴的例子并不多。

    汉家旧制，储君确立，则诸皇子就藩, 除非是过于年幼，尚未受封, 又或者是太过受宠。

    汉家天子兄弟情深的例子, 主要是西汉王朝，谁让东汉王朝的皇室直系不太稳当, 连续数代都是宗室入继大统呢？

    看看兄弟情深的那两个例子，惠帝刘盈和赵隐王刘如意，文帝刘恒和淮南厉王刘长。

    高皇帝刘邦死后, 刘如意就国，在赵地天高皇帝远，但是谁让吕后又把他召回来了呢？

    知道母亲要对弟弟下手的惠帝与赵隐王坐卧同起，若不是惠帝疏忽，指不定赵隐王真能顺当地活下去。

    正因为如此，不管惠帝在为君方面有多优柔寡断，生生地让弟弟刘恒将帝系转移到了他那一支，连本来应该板上钉钉的太宗庙号都没有，只混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惠帝，但是做藩王的，总希望自己的天子兄弟能像惠帝一样厚待他们。

    被万民称颂的太宗文皇帝刘恒，他继位的时候，其余的兄弟基本上都被吕后斩尽杀绝了，只剩下一个被封为淮南王的弟弟刘长。

    刘长和刘恒的关系比刘协和刘辩的关系要好得多，毕竟有吕后这个靶子在，同为庶子的他们共同目标定是不少的。

    然后，刘长相当于被刘恒硬生生给捧杀了，只剩下一个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，兄弟二人不相容”的俗语流传后世。

    太宗孝文皇帝在对待兄弟这个方面，是颇令人诟病的。

    为了自己的名声，刘辩当然要向孝惠皇帝学习。

    亲情方面学孝惠，政事方面学孝文，那刘辩就能当一个人人称颂的明君了，形象还是几近完美的那种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单纯的学习孝惠皇帝，可能会让人认为他同样软弱，所以刘辩决定加一些别人的形象设定。

    譬如后面的魏文帝曹丕，让弟弟在最擅长的诗文方面“七步成诗”，简直就是口嫌体正直的傲娇嘛，要是他真的想弄死这个弟弟，其他方面的手段多的是，而且除了曹植这个一直和他相争的弟弟以外，对待年龄未足的幼弟，曹丕“长兄如父”的形象可是相当为人称道的；还有明代的明仁宗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燧，当年明仁宗没登基前被弟弟不知道逼到了什么程度，但是他登基以后对弟弟的处理方式，谁人不说他优柔寡断，兄弟情深到了委屈自己的地步，后人还有不少替他抱屈的呢！

    刘辩认为，塑造一个合格的形象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    毕竟，继光武皇帝以后，三兴大汉的天子，总不能没个好形象吧？

    登基之初，刘辩已经打定了主意，不能让自己像前代的天子一样受到外戚的影响了，至于宦官，也是要挑能人用，后世的郑和，他同样是太监，但是他受到的争议就少了许多了。

    何太后有放权给儿子的想法，但是她晓得自己的哥哥是不会同意的，太皇太后这个时候跳出来，何太后看何进指使大臣和那边的人打擂台，不觉心惊。

    有些事，得到了清醒的时候才会发现问题。

    何太后自己的态度消极，但是由于有一个过分积极的哥哥，旁人并没有发现，太皇太后还特意把她唤去开了一次家宴。

    刘辩也是无语了，虽然她们俩是整个大汉最高贵的女人没错，但是把他和刘协排除在外以后，还叫什么家宴啊？就算是只有女子的，那还有一个万年公主，在先帝驾崩以后就隐身了呢，也没见她们俩谁提起来过。

    在这个“家宴”上，太皇太后向何太后讨要摄政的权力不成，终于口不择言，说出了一句非常致命的话，“吾敕票骑断何进头，如反手耳”！

    何进表示别人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要打他的脸了，现在他们居然想要他的命，实在是不能忍！

    其实呢，太皇太后也没想那么多，真的是一时口不择言。

    她本来就看不起何皇后的出身，毕竟前头先帝的废后宋皇后的出身不知比何皇后好了多少，更何况，在先帝去世之后，为了给自己留一点安全感，再加上宦官们的鼓动，太皇太后才会昏了头说出了这句话。

    在她看来，何皇后能这么嚣张，就是靠了何进，而她的侄儿董重贵为骠骑将军，和何进扳手腕的能力还是有的，而且指不定就把何进斩落马下了呢？

    她错就错在昏了头，把这种错误认知的“真心话”给说了出来。

    但是，她说这句话是昏了头，不代表她平时的时候很清醒，恰恰相反，太皇太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她和先帝不愧是母子的特征，让人厌烦。

    先帝驾崩、新皇登基才多久啊，两宫太后就闹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支持太皇太后的，也未尝不是在进行无声的抗议。

    先帝的谥号还在议定，但是免不了一个恶谥。

    对自家父皇没有多深感情的刘辩觉得灵帝这个恶谥挺好的，没给个炀帝就不错了。

    况且，桓灵二帝都是“昏君”，在他们的对比下，刘辩的形象肯定会高大许多，说起来挺好的。

    谥号都给了个那么差的，庙号就更不会有了，基本上，东汉的皇帝，有庙号的就没几个，就是厚颜无耻加上，后来也被去了。

    刘辩上辈子用过两个年号，光熹和昭宁，但是呢，他觉得这两个年号都不太吉利，这辈子重新开始，要选一个新的。

    反正这个时代的年号更换还是相当频繁的，在排除一切心腹之患，自己正式掌握威权之前，刘辩都要取一个能够警示自己的年号来沿用。

    后世那些“被摄政”的皇帝也不少，反正除了那些因为特殊的事件所采用的年号——比如宋真宗夜梦祥符，故改年号大中祥符；宋仁宗大病初愈，改元嘉佑——华夏历史上大部分的年号都是表达的美好的希望的，刘辩可以随便选一个来用。

    最后刘辩定下来的年号是天圣，属于宋仁宗的年号。

    这位皇帝被宋人评价为“仁宗皇帝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”——官家即宋时对皇帝的称谓——对于一个皇帝来说，这个评价其实是相当高的。

    而仁宗这个庙号，在后世那些王朝为每一代皇帝都加庙号之后，也属于难得的美谥。

    仁宗皇帝在宋朝皇帝的执政时间中算是极长的一个，但是他继位的早期，权力一直都被太后刘氏所把握，刘辩还记得自己当阿飘的时候，宋廷有传闻，刘后或要效仿则天皇帝。这么一位强悍的太后，宋仁宗早期的几个年号，也都因此受到影响，颇有种“二圣执政”